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编辑部 —— 记《文史哲》杂志
2017年4月21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山东大学时，特意来到《文史哲》杂志编辑部。该刊物是建国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60多年来多次引发重大学术讨论。总理兴趣盎然地翻看纸张已经泛黄的创刊号。他说，你们要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
（图：王学典主编向李克强总理展示《文史哲》创刊号）
为何总理会选择造访《文史哲》？如果熟悉共和国学术史的话，就会知道，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之林中，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独树一帜，向有“学报之王”的美誉。这不仅因为《文史哲》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更因为《文史哲》在它66年办刊史中，时时处在学术风潮的潮头浪尖，顺应之，引领之。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可以说，《文史哲》的历史，就是一部当代中国人文思潮的变迁史。这是《文史哲》的独特印记。
从1951年5月创刊以来，《文史哲》就秉持关注学术动向、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旨趣，有意识地策划和引导重大学术论争。其荦荦大者，如50年代的“古史分期”论争、“红楼梦研究”大讨论，60年代的“重评孔子”，80年代的“文化热”笔谈，90年代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新近一个时期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都在中国当代学术史绘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些“学术风暴”的策源地，就在《文史哲》编辑部。无怪乎有学者感叹：“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编辑部。”
1950年代初，中国的学术刊物只有学术界知名民主人士创办的《新建设》、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新史学通讯》等几家。
1951年春的一个夜晚，在青岛市龙口路40号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家里，副校长陆侃如、历史系主任杨向奎、教师赵纪彬、孙思白等人随意地聊着天。
他们说起《山大生活》这份四开小报，都认为应该办一本大型的学术刊物。随后他们联系了历史系的童书业、赵俪生，文学系的冯沅君、萧涤非、孙昌熙等人，很快得到支持。
山东大学向来以文史见长，30年代就汇聚了如洪深、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老舍、梁实秋、沈从文、游国恩、吴伯箫等一大批人文学者。50年代，山大文史学科处于黄金期，历史系甚至出现了“八马同槽”的盛况，即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为一时美谈。
1951年5月，《文史哲》杂志创办。社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时也是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历史学家杨向奎任主编，文、史两系骨干教师如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著名学者组成最初的编委。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民国时期的刊物随着政权的更迭纷纷停刊、新意识形态亟待在学术领域贯彻的新形势下，全国高等学校所创办的第一本文科学报。
（图：《文史哲》创刊号）
《文史哲》一开始为学术交流自主办刊的同人杂志，不设专职人员，由文史两系的教师兼任编辑。当时连开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跑到历史研究所找地方开会。
第一期《文史哲》出来后，因为没有刊号，无法通过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编辑部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们寄杂志，请他们代售。主编杨向奎后来回忆，这种办法连累了许多朋友，他们只能自己拿钱买下杂志。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的第一次会议，在山东大学文学馆二楼西角的一间办公室进行。“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成为办刊宗旨。
甫一创刊，《文史哲》就迅速聚拢全国学术界的力量，延揽大批著名学者撰稿，展露出大刊气象。
《文史哲》在创刊伊始，就呈现出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激发学术争论的旨趣。暂且不谈创刊之初就着意引发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农民战争史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等等。或许最应该注意的是，当时的《文史哲》有意识地引导了对胡适学术遗产的批判。
这一批判“兵分两路”：一路由杨向奎、童书业领衔，以检讨顾颉刚“古史辨派”为起点；另一路由李希凡、蓝翎发轫，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发端。
在创刊号上，杨向奎发表《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其中就指出了胡适考据学的局限性。第2期则同时刊登了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评》。二人对老师顾颉刚展开了十分猛烈的攻击，表达出“一刀两断”的决绝立场。以至于顾氏在1952年3月12日的日记中说，此二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
而1954年《文史哲》第9期刊发的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则因毛泽东主席的亲笔批示而激起全国性的对胡适的批判风暴。
（图：《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章首页）
1954年，26岁、大学刚毕业的李希凡与23岁的中学教师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意外成为一场政治风雨的开端，也意外地将《文史哲》推向鼎盛。
在这篇文章中，李希凡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红学研究，批判了俞平伯当年3月发表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的《红楼梦简论》。他认为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
此文被毛泽东看到，被认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中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此后，学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并逐渐演化为全国范围内的对胡适的政治批判运动。
从此，《文史哲》名声大噪，走向鼎盛。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团访日，就应日本方面的要求，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以为交流。50至60年代，《文史哲》也作为中国高教部的礼品，赠与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等海外汉学研究机构。
时过境迁，抛开是是非非，从更长远的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文史哲》开展的对于胡适的批评，其实是在引领学术界完成一个巨大的任务：即中国学术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转型，或者说是民国考据学向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转向。胡适无疑是民国时代学术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标志性人物，其两大成就即是对古典小说的研究和“整理国故”运动——正是后者启迪了“古史辨派”的兴起。因此，《文史哲》分别对追随胡适学术的两个代表俞平伯和顾颉刚展开批评，就显示出明显的目的性和规划性，透露出《文史哲》编辑部在背后的主动性。正如李希凡所回忆的，这篇爆炸性文章的问世，经过了编辑部葛懋春的推荐、杨向奎的审定，并为编委会所讨论通过。此事出自华岗社长的策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从民国学术走向共和国学术，是《文史哲》在创办之初的二十年间所承担、完成的最大任务，那么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文史哲》则顺应和引导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问题。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其代表无疑是儒家文化。其实早在60年代初期，特别是以1962年在济南召开首次全国性的孔子讨论会为契机，《文史哲》前后刊发了20余篇关于孔子研究的文章，尤其是1962年第5期集中刊发了11篇专论，代表了这一时期儒家文化研究的高潮。这一时期的研究尚未受到“批林批孔”运动中过于政治化的研究的影响，仍带有客观、清醒的色彩，事实上应该放置到“五四”以来“反传统”思潮的理路之中加以理解。而在拨乱反正之后，历经“文革”时甚嚣尘上的批儒运动，《文史哲》在1978年第6期刊载周振甫的《孔子论礼》，也是当时较早公开发表的为孔子翻案的文章。
进入80年代，“文化热”无疑是最突出的文化现象，其主流是宣扬继承“五四”传统的“新启蒙运动”，主张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批判的继承。关于“文化热”的起点，学界公认始于1984年。正是在此年的《文史哲》第1期上，刊登了一组“文化史研究笔谈”，其中包括“文化热”的代表人物庞朴的《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蔡尚思的《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胡道静的《加强和推广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祝明的《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文史哲》以敏锐的学术眼光组织的这组笔谈，堪称席卷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文化热”的肇端。
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据讨论会的参与者刘京希回忆，会议是在山大新校北门附近的历城区政府招待所召开的。印象中的会标，既不是用红色条幅，更不是用堂皇的彩色背景布制作而成，而是用彩色粉笔直接在黑板上描画出来的。现在想来，那时的会风是何等的简朴。
此后，从1986年第6期开始，《文史哲》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专栏，继续推动“文化热”向纵深发展。而1989年第3期“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专号”的推出，则成为《文史哲》80年代十年新启蒙历程之绝唱。
进入90年代以后，“思想淡出，学术凸显”。1994年，《文史哲》第3期新设“国学新论”专栏，呼应了当时日渐兴起的“国学热”。其“编者的话”说：
如果说80年代那次传统文化热较多地涉及传统文化的消极面的话，那么90年代这一次传统文化热则更多地表现为冷静的思考，企望从新角度、以新方法开辟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更加全面、深入地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为此，编辑部在1998年第3期上组织发起“儒学是否宗教”笔谈，延揽了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张立文、李申等学者参与讨论。这次笔谈规模大，规格高，推出后迅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成为学术界对于儒家文化认识问题讨论的一大关键点，反映出近代以来对儒家文化的贬多于褒，开始变为褒多于贬。
80—90年代，《文史哲》编辑部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时期的时代脉动，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持续跟进，组织讨论，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是学界耳熟能详的《文史哲》的主张。这句话并非来自毛泽东主席有关《文史哲》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的相关指示，实际上在创刊之初，社长华岗就规定《文史哲》要扶植新人，每期要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
因在《文史哲》刊文而引发《红楼梦》研究大讨论的李希凡，虽然其文发表时刚刚大学毕业，确然属于“新人”，但这却并不是他在《文史哲》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51年，尚为山东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的李希凡，经由授课老师、文艺理论家吕荧的推荐，而在《文史哲》当年第4期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课堂作业：《典型人物的塑造》。这是《文史哲》最早登载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同样，作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主将之一的李泽厚，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在《文史哲》上发表，即1955年第2期上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年仅25岁。该文发表后，引起学界普遍关注，让年轻的作者一举成名。直到晚年，李泽厚在接受采访时仍然对当初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文章难以忘怀，说当时“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都是对的”。可以说，李泽厚正是从《文史哲》走向学术界，并逐步成长为名满天下的学者。
关于《文史哲》的作者，还有一件趣事：《文史哲》发表过康生的文章。1963年第4期有篇文章名为《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作者为“杜荇”。该文是一篇较为纯粹的版本校勘学文章，普通读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它与康生联系起来。然据徐庆全《康生、齐燕铭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一文考证，“杜荇”当即康生的笔名。原来，1963年在山东发现二十四卷《聊斋志异》抄本后，此本随即被送到康生手上，刺激了这位自称“对《聊斋志异》版本有深研”的大人物的癖好，竟在访苏代表团的飞机上依然手不释卷，继而技痒难耐，只能用笔名发表一篇极为简朴的文章，过一过瘾了。
（图：季羡林先生1997年10月题赠《文史哲》杂志）
“延揽大学者”自然也是《文史哲》的宗旨。但无论多大的名头，来稿都需经过严格的审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季羡林先生曾寄来一篇长文《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负责编辑这篇文章的是李平生。李平生说，一开始拿到稿子时他愣了。这篇文章有9万多字，而《文史哲》一篇最多只能刊发 2万多字的论文。“我觉得不适合刊发，太长，而且这篇论文以史料为主，而《文史哲》的论文还要求有思辨性。但是我担心这样的学术大家，会不会因为我随便删稿而生气？对于一位学人来说，每一个字都是凝聚着心血的成果啊，我觉得随便删稿是对他的不尊重。”于是李平生就通过编辑部与季羡林进行了沟通。没想到，季先生很快回话：能在《文史哲》发稿是荣幸，无论怎样改也不反对！约半个月后，从季先生处又转来一份压缩到4万字的论文，还是这一篇。李平生又将其压缩了近2万字后，这篇论文最后刊发在《文史哲》1996年第4期上。此后，季先生还委托蔡德贵教授向李平生表示感谢。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史哲》杂志更加有意识地推动本土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自2008年起，《文史哲》编辑部开始主办一系列以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的“《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迄今为止共举办了六届：
2008年 “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
2009年 “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
2010年 “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2011年 “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2015年 “‘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
2017年 “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
（图：《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六“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会场）
这些富有前瞻性的议题选择，都经过缜密的分析与讨论，旨在引领学术风尚，推动学术发展，推进文史哲领域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这些议题都围绕着一个焦点，即如何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如何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最终要回答的则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未来走向”。 例如在今年举办的第六届以“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为主题的高端论坛上，编辑部就邀请了贝淡宁（Daniel A. Bell）、高全喜、方朝晖、任建涛、秦晖等学者，齐聚一堂，针对作为中国模式的“贤能政治”这一命题，展开了激烈的闭门讨论，成为近年来国内思想界的一次精彩交锋。可以说在当今时代，“本土化”是中国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诉求，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任务是加速向本土化转型。在此背景下，《文史哲》杂志怀有当仁不让的责任感。
（图：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文史哲》杂志在学术界的贡献有目共睹。2010年，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首次设立“期刊奖”，《文史哲》杂志作为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界的唯一代表，获此殊荣。这是对《文史哲》创刊六十余年来矢志不渝坚持厚重办刊之路的肯定，实际上是以“政府奖”的形式将《文史哲》在学界特别是在学报界的应有地位明确下来。
为了呼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趋势，2014年起，《文史哲》编辑部开始与具有330多年历史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合作，在海外发行《文史哲》英文版Journal of Chinese Humannities (JOCH)，可谓得风气之先。《文史哲》英文版基本延续了《文史哲》杂志既重视学术积淀又重视学术思辨的风格，但又不是《文史哲》中文版的简单转译，而是要借助《文史哲》杂志的品牌和积累，以专题的形式，向海外学界介绍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文史哲》英文版已出版5期，主题分别为“中国社会形态”、“世界文明对话”、“明清文学研究”、“早期儒家思想”和“中国上古神话”。《文史哲》英文版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
（图：《文史哲》英文版创刊号）
值得一提的是，《文史哲》英文版专门引进了两位“男神”级的骨干，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担任《文史哲》英文版常务副主编的王心扬先生，另一位则是执教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担任英文版副主编的孟巍隆博士（Benjamin Hammer）。王心扬教授是恢复高考后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后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主攻美国史，也发表过若干关于魏晋政治史的论著，为学处世温柔敦厚，一派长者风范。而孟巍隆，这位来自旧金山的美国帅哥，是北京大学获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欧美人，不仅极富语言天赋，而且每每谈及他所钟情的版本学、训诂学，双目便熠熠生辉。这一颇为“罕见”的学术偏好，恰恰使他成为《文史哲》英文版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
因为总理的莅临视察，2017年4月21日，注定成为一个值得《文史哲》杂志每一个人永远记住的日子。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更加重要的是，意味着这本老牌人文学术名刊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到来。用王学典主编的话来说：“我们都是过客，而《文史哲》是永在的。”
前有毛泽东主席的垂青，现在又有李克强总理的登门，这个编辑部的故事看来还在延续。
（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山东大学校长张荣
等领导与《文史哲》编辑部成员合影留念）
◆ ◆ ◆ ◆ ◆
微信制作|曹岩